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根基，是解决所有技术难题的总枢纽。
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加速，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、颠覆性创新的地位愈发关键。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加强投入保障、革新体制机制，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，对于国家复兴至关重要。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，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强力度、更实举措，夯实基础研究根基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。

参与对话的嘉宾包括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李晓强；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刘铁岩；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嘉漪；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阳铭。

中国经济转型升级，对源头创新提出迫切需求

记者：当前为何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？

陈晔光：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，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。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，就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同时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往往会催生新技术、新路径，这些也可能带来技术革新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加强基础研究是中国从源头上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：应用层面的复杂问题，会促使我们回溯到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，表面上看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其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突破。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原创性进展将受阻，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的重复。

刘铁岩：当今的基础研究已成为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能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、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。但如今，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、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。同时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。因此，今天谈论基础研究，已超越了以往对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的认知，而是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
结合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，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

记者：基础研究应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如何更好地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？

张嘉漪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虽路径不同，实则指向同一目标——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的价值在于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率。它并非将基础研究简单化为工程攻关或产品开发，而是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，聚焦其背后的科学规律、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。自由探索是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源泉。许多重大成果在早期并无明确应用目标，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探求。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，今日看似“无用”的认知突破，可能成为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，并不矛盾对立。自由探索虽然短期内难以产生实用成果，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了底层科学基础。目标导向研究聚焦重大现实需求，也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发我们，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。

陈晔光：把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，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。自由探索应获得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无功利的环境；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。如此，才能实现“两条腿”协调发展，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
记者：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如何发挥作用？

刘铁岩：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锐度，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例如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的“新”体现在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，与北京中关村学院的融合发展，以及以项目制为核心、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明确“谁来提出问题”和“谁来验证成果”。我们的答案是：问题源于产业，方案回归产业。具体措施包括：让科研选题直接对接产业需求，组织师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；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协同定义和攻关问题；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为师生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平台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优化资源配置

记者：基础研究经费的合理分配至关重要，如何优化？

李晓强：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持续提升，但与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。这要求我们既要继续加大投入，也要深化改革，优化经费分配，将有限的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需要长期坚持，因此需要经费的连续支持。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。对成熟的科研团队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建立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
阳铭：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主要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。经费分配中，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，但也需关注青年科研人员起步阶段的困难。他们思路活跃，敢于挑战难题，但资源获取能力不足。因此，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也要保障广泛参与，评审中更应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科学价值，使资源精准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记者：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
陈晔光：目前经费来源仍以政府财政为主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。

张嘉漪：针对产业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。复旦大学已构建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的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战略合作，成立了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。

刘铁岩：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牵引、企业出题、科研机构贡献能力、社会资本接续。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。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、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建立“宽容失败”机制，为自由探索留足空间

记者：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改进？

陈晔光：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量化评价存在困难。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“小同行”评议，关注研究的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，不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：评价维度需更全面，除完善评价周期和指标外，还应重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等隐性产出。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，将原创方法、工具等纳入成果体系，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。

张嘉漪：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，但在评价层面难以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十分必要。

记者：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？

阳铭：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，考核要求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。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周期虽长，但阶段性进展是可实现的，可由单位根据学科特点进行实质性贡献评判。

刘铁岩：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是努力方向。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给予青年持续的激励。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，将青年人置于重大任务、交叉团队中锻炼，给予挑大梁的机会。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，鼓励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让他们在不确定性中更具定力。

与此同时，为了迎接像世界杯2026这样的国际盛事，国家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和人才培养尤为关键，这关系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。